北大博士毕业，去西藏！

邓成的故乡是四川阆中——嘉陵江环绕，三国文化浸润，或许是古城墙的斑驳史迹，悄悄播下了他对历史的种子。本科就读于南开大学哲学专业时，他放弃了本校本专业的保研机会，带着对历史的赤诚与对北大的憧憬，跨考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

读研期间，邓成的导师欧阳哲生教授刚好转向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在导师的鼓励下，他选择以新中国成立前北大的对外交流史作为研究课题。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踏入校史研究的世界，也由此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现场的大门。

通过梳理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先后主掌北大时期的对外交流情况，他惊讶地发现，在当年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北大与世界的互动竟如此频繁。这也让他愈发深刻地感受到，一部北大校史，不是象牙塔中的史料堆砌，而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时代激流中与国家和民族同频共振的生动缩影。邓成以《国立北京大学对外交流研究（1898-1949）》作为硕士论文题目，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前北大的对外交流历程。彼时，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十分稀缺。

邓成硕士毕业照

硕士毕业后，邓成曾以选调生的身份回到成都工作，在地方岗位上做出了亮眼成绩。但他心里还是始终藏着一团火——导师的期许与学术探索的渴望，让他选择重返燕园，攻读博士学位。

斟酌博士论文选题时，人工智能的浪潮正席卷而来。这一划时代的变革让邓成意识到，有必要在校史研究中对此做出回应。目前学界对北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科与理科，而作为中国顶尖学府之一，北大在工程教育领域的历史沉淀无疑不容忽视。“我发现北大工科历史的研究是一片空白，连相关的小论文都没有。”北大的工科在历史上是怎么发展的？从1898年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工科被撤销，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什么事？他决定聚焦于1898年至1952年北大工科的发展历程，探究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脉络。

由于北大工科史长期无人问津，原始材料的保存状况并不乐观。他把北大档案馆的相关档案逐一翻阅，却发现存量寥寥，“光靠这些档案没法完成研究，必须依赖其他材料”。于是，在几年中，邓成辗转于全国各地搜集资料——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国民政府时期的档案，他便去到南京，在卷宗中筛选与北大工科相关的只言片语；云南省档案馆保存了西南联大工学院相关档案，他不远千里去往昆明寻找线索；清华大学档案馆的跨校兼职教师记录，也成为他的参考资料。民国报纸、回忆录、日记书信……凡是能找到的材料，都被他纳入研究视野，“前前后后综合运用了几百种材料，才勉强把这段历史的轮廓拼出来。”

邓成（右一）与同学赴外地开展史料调研

当费尽心思搜集到了材料，“看不懂”一度让邓成很是苦恼。作为纯文科生，研究工科史意味着要直面大量专业知识盲区。在撰写“北大工科学生1913年勘测武汉长江大桥”部分时，他便遇到了难题——学生们提出的“龟山与蛇山之间建桥”方案、“公路与铁路两用”设计，究竟有何技术合理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专门找了桥梁学方面的书籍，从零开始自学桥梁工程知识。在专业知识的支撑下，他才有能力分析方案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这个专业技术的要求，又为何能被后来的武汉长江大桥建设者采纳。

在博士论文的创作过程中，邓成也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推进方式。与许多人“先收集完材料再动笔”不同，他认为“边收集边写”更为重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收集材料、搭建框架，之后完成顶层设计”。

但这“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始阶段，却是整个研究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邓成感叹道。历史学研究的特性决定了必须基于史料说话，只有看到具体的材料、史料，才能明晰研究内容。然而，在面对北大工科史这样一片空白的领域时，没有现成的研究可供参考，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探索。“当时心里很忐忑，不知道这个题目最后能不能做成，可能前面做的都是无用功。”不少同学做了一两年题目后换题，往往就是因为没提前深入了解材料，到了中途才发现研究难以推进。

在摸索过程中，邓成多次与同学、老师讨论框架，经过反复打磨才基本敲定。但正是这种边探索边构建的方式，让他得以在史料与框架的互动中，更高效地推进研究，也更深入地理解材料，为后续论文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

回忆自己的学习与研究经历，邓成表示，臧运祜老师的论文写作课对他启发很大。在课上，臧老师强调，历史学论文的撰写需把握三个核心维度：选题、材料与写作。选题与材料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选题成功，便意味着研究成功了一半，而选题必须建立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而写作必须坚持动笔，不能光看不写，要保持写作输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水平和能力。

这些教诲让邓成印象尤为深刻，他的论文创作全程都遵循这一准则推进，因此进展十分顺利：博一下学期便确定了论文题目，博二上学期顺利开题，到博二下学期末就已完成全文撰写。

在论文写作期间，邓成保持了高度的自律——每天早上6点起床，不到8点便已坐在图书馆，雷打不动完成至少1000字的写作量，周末与节假日也从未间断。同时，他为自己制定了清晰的阶段性规划，按步骤稳步推进。“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得当，结果的达成不过是时间问题。”这是他在过程中始终秉持的信念。

凭借科学的方法与不懈的努力，邓成的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工程教育发展研究（1898-1952）》仅用三年便完成，不仅在盲审中获得全优评价，更成为系里十几年来首位提前毕业的学生。

邓成在校史馆作主题报告

这份成绩的背后，没有投机取巧，正如邓成所说，这份认可纯粹源于日复一日的付出与深耕，是长期坚持的必然结果。

博士毕业之际，邓成面前摆着诸多选择：继续博后研究、从事行政、加盟企业……但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主动申请去西藏工作。

“在校史研究中，我一直受这种熏陶，觉得个人发展既要考虑自身，也要与国家发展结合。”“我把自我的发展分为‘小我’和‘大我’。‘小我’是基本的柴米油盐，要脚踏实地，不能空想；‘大我’是与国家社会发展结合，能够或多或少做一点贡献，我觉得就知足了。”

在无数档案与文献中，他逐渐触摸到北大的灵魂，也让他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不仅仅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口号，而是感受到背后有具体的故事、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的人。“正是这些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铸就了今天的北大，这让我受到启发和激励，觉得有责任和义务传承、发扬前辈的精神。”

邓成在暑假参加“知行计划”实践活动

正因如此，他选择了去往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在北大练就的扎实基本功，能帮助我好好梳理和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同时，他也希望更广泛地融入社会各界，发挥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宏观上有这样的想法，具体怎么做，还需要在实践中一步一步探索，先摸着石头过河，再慢慢完成顶层设计。”他笑着说。

对于尚在求学路上的学弟学妹，他想说：“深入了解北大背后的精神力量，去认识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的故事。”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燕园情真正融入生命，“在认识北大的过程中认识自己，明确人生定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这对以后的人生选择会有所启发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