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她教我们如何“慢下来”

 

这间书房中的书架并不高大宽阔，而是在有限的空间中细细堆叠着主人精心沉淀的珍藏。书架上一张青年时期的相片中身形挺拔的女子意气风发的目光，呼应近三十年后的她从容温和的眼眸，饱含亲切与欢喜，流连在排列整齐的书页间。这些书籍已然成为与她携手相伴的旧友，一同在懵懂的童稚年华领略惊奇，在激昂的青春岁月书写理想，在艰难的求索历程中点亮灵思。书页上沁润着油墨味道的文字，与文字间闪烁的智慧、温和的絮语、不朽的沉思，汇聚成为一条轻盈奔腾的溪流，源源不断地将蓬勃的生机注入她的生命长河。

直到今天，刘云杉依然偏爱纸质书籍，电子书的器械屏幕相隔让阅读变得更像一种信息抓取过程，缺少了共情的温度，而翻阅纸质书籍时，书页自身暗调的色彩与间歇的停留遐思，甚至是书页的味道，都构成一段段不同的宁静时光，牵引着现实生活中的经历，让虚拟的书籍世界与真实的现实生活形成一种互文，共同铭刻在脑海中，交融为深刻的生命记忆。在面临有限的存储空间的时候，她也坚守着一套自己的取舍原则。她将一些反复阅读的书籍比喻为自己的“至爱亲朋”，这些书不再是一张张轻飘飘的纸张，而沉淀着生活中某种时期的心灵与思想的体验与感受。在书架上排列的书籍，她大多已经读过很多次，面对将新书收纳进书架，她抱有谨慎的态度。灵光乍现、新颖瞩目的新书往往能一瞬间带给人很强的冲击和新奇感，但是新奇感往往也会很快消失，她更愿意将熟悉的书籍继续留在书架上，在合适的时间重新翻出来阅读，就像和一位老友在路途中随时聊几句，有时长而认真，有时短而自然。

 

对于刘云杉而言，阅读不会、也不应该是每次都一定收获颇丰的。即使是传世的名作，也只会在特殊的研究和特殊的境遇下，与文本有特别的相遇，激发出灵感与体会。这也是刘云杉的独特阅读经验：读书见人。每本书都有自己的血脉和气息，在阅读中不断感知文字，功夫不仅在理解字面意思的“知”，更在这与书籍意气相投的“感”字上。只有把文本内蕴的经验与自己的经验共鸣，阅读过的文字才能在内心生根，当文字中蕴含的精神之光与自己的目光交错，阅读者在同情的共鸣中塑造对复杂世界的认知，生发出自主的谨慎、历事的韧性，构建一个好的内在精神世界才有可能。

午后的书房宁静而舒适，流露着一份质朴而令人安心的气息。比起学术研究的工具库或是个人阅读史的陈列馆，她更愿意将自己的书房比作一块田地，将自己比作一位农人——农人不似猎手，只对目标与危机机警敏锐，对日常事物却潦草空洞。她的目光在天光的明暗间流转，于泥土细微的律动中捕捉生机，也懂得欣赏自然的朦胧景致中变幻不定的幽微意趣。怀着内心的热情与对世界的信任，深耕的农夫赠予生命忘我的专注而拥抱着生活未知的际遇，她对自己的辛劳、足下的沃土与蕴藏的收成，都怀抱着不渝的耐心与笃定的信心。

她的阅读体验也是她对教育最好的遐想，阅读者在阅读中看见多元万象的世界，人也应该在教育中生长出关注与兴趣，被激发出思考与困惑，在与外部世界的交互浸染中获得生命中有意义的经验。

这也是刘云杉在从事教育学领域研究中发现的难题。奔跑的时代催促着人们快速浏览、吸收、更新知识，人们的眼光紧紧捕捉着清晰明确的目标，并将目标的达成视为自我效能感提升的唯一途径。连贯的知识谱系与文字书写被碎片化为要点，这些要点往往在脑海中机械记忆、短暂停留，又随着应试的需要被迫更新删除。她忧虑当今教育中流行的“用过去的知识教今天的孩子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批判，一方面将知识信息化，知识所孕育的精神之光黯然失色，另一方面，在对能力的推崇中，视为行为主义的操作条件反应，驾驭不确定情境的内外素养外显化为看得见的能力，以及表现性、表演性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最终只能栽培出紧绷而羸弱，板结化甚至沙漠化的心灵，根本无力抵抗瞬息万变的未来。

在日常教学中，她常常观察到学生惯习于“站在文本外部”看问题，常常引用一些热门、犀利、新潮的学术角度，却实际上并没有领悟文本背后真正的含义。她直言，“坚守自己、攻击外部”虽常常被标榜为所谓“批判性思维”，但滥用这种刻板对立的思维模式对青年的精神成长却有害无益。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阅读本身并不是一场自缚于自我狭窄认知中的文本理解训练，而需要热情、经验与意志，需要有勇气跨越自己有限的处境、生活与经验，尽可能地将自己投入进作者的情境中，与自己契合之处会唤起共鸣，心心相映；不仅如此，更有拓宽，能见天地之高，也能见众生之异，经过“见识天地、见识众生”的阶段后，才能够构筑起真正丰富的精神世界。谈起这个话题，她并没有沉浸在尖锐的负面批判与斥责中，相反，她认为这才是在这个时代自己作为一名教育者、作为一名教育学家真正的使命。教师是一种精神工作，教育的可塑性就在于提供一种新的生命样式。她希望通过用自己身体力行的思考方式来向学生展现一种阅读的新图景，相信着学生能够像植物趋光般完成一些蜕变。
 

正是这样的思维方式，让她从年轻时就对教育学生发出了别样的兴趣。教育学是包罗万象的场域，虽然并不如科学公理般充斥着艰深抽象的计算，但人与社会互动于其中，却有着最难把握和洞察的动态与细节，她将其比喻为舞台上的皮影戏。这同样源于她童年时对电影的喜爱，既可以做到对具体的人的关切，也可以站在一个观看者的角度，用自己的方式作出一些贡献与改变。而对于更为具体的学术历程，她则更愿意将其比作“转译”，她既是教育理论的研究者，也是教育实践的观察者，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之间进行转译，也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教育系统内部与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当下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之间进行着转译，正是在这种不断流动和联系的过程中，体现着融会贯通的品质。

她坚持这样的理念，不论是在学生时代的考试学习还是在成为一名学者的职业化道路上，她始终不认可有一条只需埋头输入-输出的机械捷径存在。成为一名教育学者的第一步是自我的主动，是愿意打开自己的心灵去关心他人、成全他人，教育本身就是一门关于成全的学问，因此，教育学者应当在这个个体化盛行的时代做一些“去自我中心化”的努力，放下敏感的自我防御机制，接纳与拥抱真实的人际关系，并且在主体性的交往之间感受到精神的互动，而教育学真正的精髓，正是这种人与人间的共振焕发的能量。

教育学也是一门扎根在社会实践中的学问，而书籍同样在实践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书籍代表已知，而实践代表蜿蜒不定、正在发生的未来。在探索实践的过程中，阅读就如同一点灯烛，赋予了她在复杂的学术研究和事件分析中看得透彻、看得真切的能力。阅读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也绝不止步于工具与目标的关系，实践在很多时候都是书籍理论的“返场”，书中未竟的余音绕梁，将在当下的实践中重新被叩响，或者是重新唤起对某一问题的追问，或是彰显着新的变化、新的突破。学术研究本身也是一本无形的书，在现实生活的脉络中重新续写着书本纸张中曾经发生的故事，揭开未曾厘清的谜团，或呼唤着那些没有完成的坚持。

刘云杉的大学时代是与阅读相伴的安静岁月，于她而言，这是青春最珍贵的馈礼。书是一本一本读的，带着相信的虔诚，这种“爱、敬、信”的力量也是她认为对书籍最重要的态度。在竞争、赛道与规划的阴影尚未笼罩的青年时代，她享受着“过程式”成长的滋养，在一种水到渠成的塑造中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坐标与角色。而当时代的脚步逐渐急促起来，留给年轻人成长的空间正在极速缩小，一蹴而就的成功成为最令人欣羡的目标。

从2016年开始，刘云杉和她的团队在每个毕业季都会邀请30至50名北大本科毕业生，一起回顾他们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习和成长经历。在采访中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学生自觉地将大学教育这一自由且充满可能的历程简化为量化的自我评估，在边际收益递减的的原理的运用、投入产出比的计算、任务栏与进度尺的追踪之间掌控自己的指标、掌控自己的时间、掌控自己的情绪；有学生将承诺与稳定视为一种负资产，试图垄断选择的优先权，让自己能随时游走、见机行事；有学生反而将中学视为“乌托邦”，眷恋着一切都清晰明确的目标铁格，而在大学模糊多变，既可塑又有不确定的状态中变得无所适从。一位鼓起勇气选择休学一年的学生在自述中写道：“年轻人的一生之所以充满了谎言，不是因为他太自大，而正因为他太卑微——他总是受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左右，而不是去做他真心想做的事。”面对复杂的教育图景，刘云杉并不认为应当将责任推卸给学生，给忙碌、拥挤而不安的年轻人们打上功利与内卷的标签，相反，她将如今的教育比作一个悬浮的管道，管道的每个接口都在过滤：筛除更多，留下更少。而所谓警惕、功利、匆忙的学生，不过是在大潮中寻找一个不被淘汰的契机而已。

这并非一种理想的环境，世俗的语境已经将成功与失败勾勒为泾渭分明的叙事，但个体的失败本不应该成为一种评价，而只是尝试了一条暂时走不通的路，成功不过是从若干失败的缝隙中流淌而出。这种包容失败的多元叙事，才能真正保护那些“问题化”的好奇与安于“未知”的探索，以及徜徉在问题、探索与自我建构中的大学生。在刘云杉看来，保护年轻人成长中的过程性和可塑性，是每一个教育学者和教育从业者都需要面对的命题和使命。她援引里尔克的诗句来描述这样的历程：“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保护居于幽暗的努力，这就是教育。

在刘云杉看来，人的心灵的魅力就在于对世界充满开放和拥抱的动力，面对越是迥异多元的意见，越是感到兴奋，越是充满了解和对话的动力，进而达到精神上的同情共鸣的目标。而当信息如沙暴般席卷了年轻人的心灵，思想的绿洲就很难在耐心中被培育，“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箴言在这个匆忙的时代，不能只成为一种美好的期待。这并不是刘云杉心目中青年人理想的成长方式，快速的、不加选择的阅读只能称得上是一种工具化的知识提取，是一种“快餐式”的即时满足，而远非在时间磨砺和陶冶下的精神滋养。源头活水是真实的经验，复杂的处境，“非良构”的问题，以及人的成长，都是不能被压缩的。在这种狭隘的视阈中，只有精确的知识点会引起关注和重视，含糊的、值得揣摩与咀嚼的语句却被弃之敝履。但真实的世界远比构建好的规则条框更为细腻多变，线性的规则远不能适应立体的生活，然而，内在的精神世界只能通过这种共情式的心灵对话来构建，而正是这种自身的理想和力量，才使得人能够在光影斑驳的人生中，找准自己站立的姿态。

在世俗成功的语境下，这样的构想是否有些太过理想化？如果年轻的心灵可以被允许缓慢地在生活中展开，在阅读与成长中被滋养，构筑起一个丰富的内在世界，那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外在生活境遇，他都能坚定地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事。厌世的人充满单调灰色的情绪，对什么事都提不起特别的兴趣，而一个心灵充盈的人，他的命运不会太糟糕；一个有着自己的热爱的人，也不会允许自己长久地沉溺在负面情绪的泥淖中。刘云杉这样回答。


来源｜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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